哈佛碩士周春,從有機農業到垃圾分類我無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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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報記者 王 丹

“你賣有機農産品還不如來幫我做垃圾分類。”長甯區一個居委會書記半玩笑半認真地邀請周春。

來推銷有機蔬菜的周春一口答應下來,“當時想,我給他們做垃圾分類,熟了之後,說不定他會來買我的菜呢。”至少在做垃圾分類的前半年時間裡,周春一直抱着這樣的想法。

居委會書記知道,周春的環保經驗非常豐富,她在青藏高原“綠色江河”公益項目裡,守護了兩年斑頭雁;在美國,她成為了許多家非盈利性環保組織的志願者,并和海面上漂浮的垃圾“打過交道”。

周春是個挺能“折騰”的人。當實踐足夠多之後,她選擇重返校園,成為了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名學生,開始系統地學習公益組織管理及社會企業運營,當時的她正野心勃勃地籌算着學成歸來後如何在有機農業上大展拳腳。

可以說,在很多年裡環保成為了周春的信仰,有機農業也好,垃圾分類也罷,都是周春去實現這一信仰的途徑。當此路不通時,她可以毫不猶豫地調轉馬頭,轉到彼路上,從有機農業切換到垃圾分類便是如此。

“第一朵浪花”

7月1日,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上海成為了全國關注的焦點。

早在去年年底,應一位居委會書記的邀請,幫助小區定制垃圾分類實施方案、培訓志願者,并推進方案執行的周春,也在這波熱潮中火了。“跑遍上海88個小區搞垃圾分類”“哈佛畢業生”等多個标簽助推她成為了新聞報道裡的常客。有人佩服這位高材生的超前想法,有人羨慕這位創業者能遇上如此好的時運,也有不明真相的人惋惜這位哈佛畢業生在撿垃圾……

無論人們從哪個角度解讀周春的工作,對于放棄有機農業轉做垃圾分類的周春來講,她的确折騰出了事業中的第一朵浪花。

虹口區嘉興路街道給周春的小團隊提供了一處免費的辦公用地,坐在會議室裡的周春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她今早看到的一場“事故”:“有個居民在扔濕垃圾的時候,沒有拿出其中的塑料袋,旁邊的保潔員和志願者因此跟他發生了争執。要我說,其實不用到這麼嚴重的地步。”

“一開始志願者要學會吃點虧,當居民要求志願者幫他撿的時候,志願者可以說‘這次我幫你撿,你明天分掉好不好’,志願者如果客氣一點,居民就會客氣一點。”

在上海還沒有正式實施垃圾分類之前,居民不理解甚至不配合是常有的事情。在周春合作的88個小區裡面,周春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垃圾分類的宣傳上面。

“我為什麼要做垃圾分類?”“垃圾分類之後,小區環境就會變好,這樣小區房價才能漲上去啊。”垃圾分類的意義在哪裡,是居民向周春抛出的最多的問題。“剛開始的時候,我會告訴他們垃圾分類對于環境的宏觀意義,但是當他們用空洞的眼神看着我的時候,我才明白要用他們聽得懂的話解釋,這也是我在培訓志願者的時候,向志願者們強調的。”

“條例沒出來之前,我們更多的是像顧問一樣,和小區的管理人員商定方案,給志願者做培訓,把控執行的進度,并進行大量的宣傳工作,這些工作在七月份之前已經完成得差不多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出來之後,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區已經在分類了,我們隻要督促一下薄弱的小區。”周春稱,條例的正式施行反而讓她感到輕松,當垃圾分類變成了居民的義務,工作一下子變容易了很多。

在從事垃圾分類工作的近一年裡,周春被問過無數遍:哈佛畢業生應該去做更“高大上”的職業,為什麼你要做垃圾分類?問題的背後,是有點覺得周春“自降身價”的意思。

就是要做環保

“我想得很明白,一開始我就是要做環保的,讀哈佛隻不過是我實現目标的渠道,并不是終極目标。”

青藏高原“綠色江河”項目是周春接觸的第一個公益組織,她在綠色江河主要負責守護斑頭雁下的蛋不被盜獵者偷走。

後來,她用富有詩意的語言描述那段經曆:“無人區的日子簡單而純粹,我們七點多起床,吃完早飯就去湖邊用望遠鏡清點斑頭雁并觀察它們的習性,然後以湖為圓心尋找并記錄其他鳥類。偶爾我們會爬上湖旁的小山俯瞰這片蠻荒大地,遠眺東面沱沱河蜿蜒的河道及西邊格拉丹東上皚皚的白雪,然後眯着眼看班德湖粼粼地閃着光。

盜獵者喜歡在四月底五月初由結冰的湖面走上斑頭雁下蛋的小島,提一個大筐,一次撿走三四百個蛋。發現他們後,我們通過對講機聯絡紮西,然後他騎馬,我們開車往相應的方向趕。水道縱橫的湖區越野車行進異常艱難,常常就在眼前,但被一條小水道阻擋,隻能繞十幾分鐘的路,所以總是紮西先到,在附近躲着等我們彙合,然後扛上攝像機一起沖上前去。由于知名不具的原因,盜獵者非常害怕攝像機,經常手擋着鏡頭就落荒而逃。

等我兩年的守護行動結束,班德湖斑頭雁的種群數量已翻了一番,從1000多到了2000多。”